邢涵林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理论艺术管理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董峰教授。
担任第三届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参加上海戏剧学院2023年创新创业大赛，团队获得校级三等奖；统筹上海戏剧学院“未来艺管精英计划”系列讲座（共计14场）。研究方向：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价值、艺术乡村建设的主体性。
中国艺术资助政策的演变阶段及特点分析
来源 |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作者 | 邢涵林 董峰
摘要：艺术资助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动员各种力量为在经济上支持艺术发展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我国艺术资助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在整体与内核两个根本向度上深受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影响，但是在要素构成与运行机制上却也有着艺术行业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以艺术资助主体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依据，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资助政策演进划分为“新机制探索、新格局培育和新体系构建”三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基本情形与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描述出政策演进的轨迹与发生机制。对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资助政策的演进脉络进行描述与分析，有助于在一个多元化、生态式艺术资助体系中更好地把握不同艺术资助力量的定位与功能，以及各种艺术资助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构筑合力、发挥整体优势的条件与机制。
通常来说，艺术资助是由政府拨款（减税）、商业赞助、公益捐赠综合而成的艺术支持体系。中外学界普遍认为，艺术资助是文化政策的重要事项，如赫斯蒙德夫在《文化产业》中所言“（狭义上）文化政策主要涉及对‘艺术’的补贴、控制和管理”；又如董峰的《艺术管理学》一书提到“文化政策的重点是关于‘艺术’的财政支持”。在内涵上，艺术资助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动员各种力量为支持艺术发展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和措施，它在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还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国家通过介入艺术所追求的利益与维护公共秩序有关”。自然，艺术资助也是研究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基础性课题。目前聚焦中国艺术资助政策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大致包括两种进路。一是探究政府资助艺术的合理性与意义，如赵晨曦探讨了国家艺术资助制度的合法性，以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为例进行深入剖析，为我国艺术资助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具体意见；周诺荞认为分析政府资助艺术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到背景差异，从资助的目的性、效益性、均衡性三方面进行讨论。二是结合西方经验为我国艺术资助政策寻找可行性发展对策，单世联和刘述良以英美两国艺术资助的相关争论为线索，分析了政府艺术资助的复杂性，指出我国应在通盘考虑整个文化领域的基础上寻求文化政策的改革与完善。任珺指出目前我国艺术资金主要来源渠道单一，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考虑搭建艺术与商业伙伴关系的平台或开拓新的资助种类或资助方式。然而，对中国艺术资助政策发展过程、演进阶段方面探讨的文章则较少，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资助政策的演进轨迹，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不同艺术资助力量的定位与功能，促进各种资助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构筑合力、发挥整体优势。进言之，有助于在当前的环境与条件下，全面筹划构建一个多元化、生态式、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艺术资助体系，为艺术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作为文化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资助体系与机制，其变迁与延续在整体与内核方面由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深刻塑造，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但在具体要素构成与运行机制上，也存在适应艺术行业自身逻辑的基本特点。因此，对艺术资助政策演进阶段的划分就不能照搬文化体制改革阶段“二分法” “三分法”等简约方式，只可以从中借鉴。梳理艺术资助政策发展过程应该基于文化体制改革之框架，以艺术资助不同主体力量即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一是1978—1992年的新机制探索阶段，即在政府直接全额拨款的根本前提下探索艺术资助商品化的新形式；二是1992—2012年的新格局培育阶段，即在政府由“管文化”向“办文化”的转变中逐步培育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补充相结合的艺术资助多元主体力量；三是2012年至今的新体系构建阶段，即在坚持双效统一的目标下着力构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开放式、动态型艺术资助生态网络。之所以如此划分，一是由于时间节点的标识性意义，如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广泛融入了中国社会资本与外资力量，艺术资助的主体领域大为拓展；又如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国家在艺术资助领域也做出了相应政策性、实践性的调整；二是这种划分方法是为了描述过程而采用的分析工具，并不具有绝对意义。当然，这一划分方式除了突出艺术资助政策的自主性与合法性，还有助于梳理艺术资助政策的演变路径，并总结出各阶段的特点。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由于艺术资助的对象十分繁杂，本次研究的范围界定在艺术表演院团、美术馆、文化站等关键领域，涉及此类艺术机构的创作、演出与展览等环节，既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资助，也涵盖对艺术机构、艺术家的资助。
一、在政府直接拨款的前提下探索
艺术资助商品化的新形式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采取艺术机构国有化、事业单位全额拨款等手段对艺术行业开展了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很快建立起了中国特色艺术管理体系，为接下来艺术院团建制创造了条件，促使我国建立起一批完全由国家控制的国营剧团。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直接由国家全额拨款、资金投入方式单一的艺术资助手段也逐渐显露出弊端，造成了“吃大锅饭”“养懒人”等局面，导致效率低下，严重制约艺术生产，大众娱乐市场随之萎缩，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合理需求遭受极大限制。1978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社会各界都进入到发展的新起点，文化领域亦如是，国有文艺院团和美术馆等文化事业单位陆续开展了艺术资助新机制和新形式的探索，包括在国有文艺院团进行以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体制改革，在美术馆等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以文补文”的创新性尝试。同时，我国文化市场也有了初步的萌芽，又反向催生了相关政策的产生。
1.在国有文艺院团开展管理制度与体制改革
2. 在文化事业单位开展“以文补文”的尝试
3. 文化市场发展进程催生艺术资助的新模式探索
二、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培育
多元平衡的艺术资助主体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人民对文艺的热情也日益高涨，群众自发的艺术实践在很多情况下走在政策之前。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一到夜晚就会有露天“歌摊”遍布街头，其经营者多为个体户，他们以经营“歌摊”的名义，售卖各种饮料小吃，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也被一些在夜间营业的国营商店及集体饭馆竞相仿效。民间的实践揭示了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趋势。
1.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文化事业发展
2.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继续深化艺术表演团体
3.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探索构建多元化的资助体系
三、在双效统一目标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资助生态网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化治理现代化”亦是其要义所在。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构建起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开放式、动态型艺术资助生态网络是该阶段努力的目标。同时，该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要求，进一步鼓励构建宽领域、多渠道、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艺术资助体系。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问题也得到高度重视，市场的地位更加凸显，从过去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转为起决定性作用。以“治理”取代“管理”，可以看出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放权”。在这一阶段，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有助于激发文化机构自身的运作动力，我国文化艺术政策体系也迈入现代化的新阶段。
1. 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基本完成，新型演艺体制格局基本建立
2. 国家艺术基金成立，艺术资助体系发展完善
3. 首部文化法草拟送审，首个促进旅游演艺发展
结语
一般认为，制度变迁史就是制度经过“均衡— 不均衡—均衡”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艺术资助政策也不例外，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可以发现，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艺术资助政策在延续性中不断调整，适时变化，总体来说形成了从新机制探索到新格局培育，再到新体系构建的发展阶段。反过来，艺术资助政策的阶段演进又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文化事业活动的掌控逐渐放松，权力逐步下放，资助方式正逐步从单一的直接投入，向政府补贴、专项拨款、艺术基金、税收优惠等直接与间接方式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资金来源具有国家投入、商业营收和社会捐赠相结合的倾向。系统描述并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资助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艺术资助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并为艺术资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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