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贵贱无序”：清代徐渭书画史地位构建情况探析

一、官方及地方志中相关记载

《明万历绍兴府志》对徐渭的记载仅为“素工书”，而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徐渭书画的品评则为“片楮尺缣，人以为宝”。清代地方志中也记载了地方书画家取法徐渭的情况，如《乾隆六合县志》《乾隆诸暨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等。《云居圣水寺志》中不仅记载了僧人对徐渭书画诗文的评价，还把徐渭收录在当地《侨寓志》中，也从侧面说明此时徐渭的地位已得到显著提高。

《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序志》中载：“徐渭亦邑人……素工书……工行草。”此志为明万历十五年（1587）秋七月完稿，距徐渭去世还有六年，此时并没有提其绘画。《云居圣水寺志》卷二《侨寓》中记：“徐渭……书画诗文无不入妙……每出即以云居为别馆。”雍正己酉（1729）《云居圣水寺志》成书，此时距徐渭去世有一百余年，对其书画评价已为“书画诗文无不入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存目五《徐文长集》中记：“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书成，此时官方对徐渭书画的评价为“片楮尺缣，人以为宝”。

在《乾隆六合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中，收录了地方书画家取法青藤的情况，如：

《乾隆六合县志》卷六《方技》载：“李玉字佩元，庠生善书画，书仿徐青藤……袁绶字紫若，业医工画，其花卉得徐青藤笔意。”《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二十二载：“张问陶（先正事略）船山先生……书法险劲，画近徐青藤，不经意处皆有天趣。”从中可知，六合县李玉书取徐渭，六合县袁绶、潼川府张问陶画取徐青藤。

二、书画著录品评

清代收录徐渭书画作品的著述较多，如《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六艺之一录》《吴越所见书画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古今名扇录》《过云楼书画记》《梦园书画录》《虚斋名画录》等。从整体时间脉络上来看，对徐渭书画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

清代姚际恒（1647—1715）《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中载：“唐元明方幅杂画一册共十九帧……一为沈石田山水……对幅徐天池题。”此册中仅把徐渭题的对幅和沈石田山水合为一帧，并没有达到乾隆年间“片楮尺缣，人以为宝”的地步。清代倪涛（1669—？）《历朝书谱》载：“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徴明之上（袁宏道《中郎集》）。”此处借用了袁宏道（1568—1610）的观点，徐渭书在“王雅宜、文徴明之上”。袁宏道对徐渭较为推崇，而此时倪涛采用袁宏道的观点应是结合“吴门书派”及徐渭书法影响之后得出的，较此前推举式的评价更为客观。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均收录了徐渭书画作品，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书中记：“明彭年临苏轼归去来辞一卷（次等阳一）……明徐渭书千文一卷（次等云一）。”徐渭此卷被列为次等云一，而排在之前的是一幅临作。初编中对徐渭画作的品评为“明徐渭画竹一卷（次等出一）”“写生一卷（次等暑一）”“写生牡丹一轴（次等成一）”“荷花一轴（上等巨二）”“牡丹一轴（次等致一）”。从排序来看，最靠前的也仅为“上等巨二”，此时编纂者认为徐渭在书画史中的地位仅能列为“次等”。

乾嘉之后，徐渭在写意画领域的影响进一步增大，其画作被《过云楼书画记》《梦园书画录》《虚斋名画录》等收录。

清代方浚颐（1815—1888）在《徐文长画册》卷首记：“纯用墨笔山水花木人物，无不悉臻化境。”第四十开徐渭自题：“仆厌倦作画久矣……随手所至出自家意，其韵度虽不能尽合古法，然一种山野之气不速自至亦一乐也，未识方家以为何如。”方浚颐对此卷评价为“无不悉臻化境”，而徐渭题为“随手所至出自家意”。从二人评价中知，徐渭画作在鉴藏家的品评中早已突破自家法的范畴，成为取法对象。清代庞元济（1864—1949）藏《明徐青藤画册》跋纸四记：“国朝画手如八大山人、清湘老人犹恐不及……张之万书。”清代张之万（1811—1897）与潘祖荫、吴大澂等交厚，山水画与戴熙齐名，有“南戴北张”之称，认为徐渭已超越清代第一流画家。

[明]徐渭 梅花蕉叶图轴

133.7cm×30.4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三、诗文题跋中相关记载

清代记载徐渭书画的诗文题跋较多，乾隆之前对徐渭画作以赞扬为主，对其书略有微词。乾隆时期经郑燮等人对徐渭诗文书画推崇，其后对其书画则以赞誉为主。

清代早期至乾隆时期，诗文中对徐渭画作认可，但对其书却有“憎其浅露”语，此时徐渭画名已渐超越其书名。如：石涛（1642—1708）对徐渭画作极其推崇，在《题花卉茄豆卷》中云：“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清查慎行（1650—1727）《徐青藤墨牡丹为视远上人题二首》：“浓墨点双花，枯枝缀一桠。目中无尹白，放笔自成家。”清王之绩（1663—1703）《铁立文起》卷之八：“近若徐文长书牍铭亦佳，然予喜其痛快而憎其浅露，不能耐人思索。”

乾隆时期，郑燮极为推崇徐渭，在《范县答无方上人》中云：“燮平生最爱徐青藤诗,兼爱其画,因爱之极……使燮早生百十年,而投身于青藤先生之门下。”清代史梦兰《止园笔谈》也有记载：“我朝兴化郑燮……自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中云：“墨沉余香剩，扫长笺，狂花扑水，破云堆岭……只有文章书画笔，无古无今独逞。”郑燮对徐渭的书写状态描述为“扫长笺，狂花扑水”，称其创新性为“无古无今独逞”。《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记：“忆余幼时，行匣中惟徐天池《四声猿》《方百川制艺》二种，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从以上几则可知，郑燮对徐渭的推崇最为彻底，对其诗、书、画、戏曲无不激赏有加。

乾隆之后，徐渭诗文书画已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高度认可，如袁枚直接把徐渭题画诗列为最妙。彭绍升认为徐渭书具有“开拓万古之心胸”之功效，画“非人力所能到”。

清袁枚（1716—1798）《随园诗话》卷十二：“题画诗最妙者徐文长画牡丹云，毫端顷刻百花开，万事惟凭酒一杯……”袁枚倡导“性灵说”，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清彭绍升（1740—1796）《徐文长字卷跋》：“昔人谓文长书胚胎米氏，然予观其桀骜之气，殆未肯低头海岳者，陈同甫所云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徐文长画卷跋》：“天池山人写生……如麻姑掷米堕地即成丹砂……初非人力所能到，识者宝诸。”彭绍升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状元，对徐渭书首肯不输米芾，并认为其书和南宋“龙川先生”的治世思想同具“开拓万古之心胸”的功效。

四、取法情况

清代书画家对徐渭的推崇与取法，是其书画被接受的直接体现。徐渭的书画思想、笔墨语言、章法形式等对清代书画家的影响最为直接。如朱耷三十四岁时所绘的《传綮写生册》中，用笔、用墨明显继承徐渭写生花卉册，另外石涛、郑燮、李鱓等人也继承了徐渭书画中的笔墨语言等。乾嘉之后，徐渭书画影响更大，文人书家也对其极为关注。如翁同龢（1830—1904）《瓶庐诗稿》卷一中记：“戏仿青藤道人纸鸢图，是日大风雪。”

清“扬州八怪”中郑燮、李鱓对徐渭画作取法较多，摘录两则如下。

郑燮《板桥集》五编中记：“徐文长……不甚画兰竹，而燮时时学之弗辍，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也。”清李鱓（1686—1756）曾摹写取法青藤。《李鱓年表》中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正月，作《蕉荫鹅梦图》题：‘廿年囊笔走都门，谒取明师沈逸存。草绿繁华无用处，临行摹写天池生。’”清张鸣珂（1829—1908）《寒松阁谈艺璅录》记载了孙阆青、吴昌硕取法青藤的情况：“孙阆青……善画松石花卉，间作小山水，出入白阳青藤之间。”卷五中记：“吴仓石俊卿……又喜作画天真烂漫，在青藤雪个间。”

齐白石对徐渭的取法和品评，进一步扩大了徐渭画作的影响。《齐白石自述》庚申（1920）日记中载：“九月二十一。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清代地方书画家取法青藤的较多，分布也较广（南海、武进、嘉兴、大兴、杞县、吴江等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人：吴韦（1636—1699），广东南海人，擅长书画，取法青藤；计文珍（生卒年不详），江苏吴江人，工花卉，古简类徐渭；僧人达受（1791—1858），浙江海宁人，间写花卉，得徐渭纵逸之致。

纵观整个清代书画史，徐渭对清代写意花卉画影响最大。大致为：清初八大、石涛承明代林良、徐渭写意之长；乾隆间李鱓、高凤翰等取法青藤；乾嘉以后，习花卉者，不学南田，即追踪白阳青藤；光宣间，吴昌硕参以青藤，后为海派领袖。

结语

本文从书画生态视角切入并结合清代文献记载，从清代地方志、书画著录、诗文题跋以及书画家取法青藤情况入手，探析“青藤画派”及徐渭书画史地位的形成过程。徐渭书画地位的变化主要沿着两个主线，一是书名与画名的变化过程。徐渭生前“素工书”并没有画名，乾隆年间达到了“书画双绝”，乾嘉之后画名渐高于书名。另一方面是徐渭书画地位的变化过程，卒后名不出越，乾隆年间发展成“次等”书画家，清代中晚期成为书画双绝的一流画家。综上所述，随着徐渭书画被广泛取法，再加上鉴藏家（庞元济、方浚颐、顾文彬等）、书画家（吴昌硕、齐白石、达受等）对其推崇，以及1961年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十大画家”展览的举办，徐渭书画生态中书画史地位逐渐构建完成。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